《放开生育刻不容缓》全文刊于《决策与信息》2015年第2期，共有12章，本篇是第七章《人口与社会和家庭》

作者：梁建章、黄文政、李建新

        （一）男女比例失调

      出生男女比例失调，是生育限制政策的后果之一。在大部分农村地区，如果头胎是女儿，政策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有些夫妻在生了一个女儿后，希望再生一个男孩。他们会在怀上第二胎后，鉴别胎儿性别；如果是男孩则生下来，如果是女孩，则主动上报，以意外怀孕为理由堕胎。生育限制政策迫使人们通过阻止部分女婴的出生，而非扩大生育数量来实现生育男孩的愿望。

        在反思计划生育的言论中，男女比例失调导致婚姻挤压是常被提及的例子。媒体经常提到，“到2020年，我国将出现3000万光棍”。但目前对男女比例失调严重程度的估计没有一致结论。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0岁孩子男女性别比是118，为全球最高，但比较最近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却发现，原来在2000年普查中性别严重失衡的群组到了2010年普查中，其性别比却趋于平衡。比如，2000年人口普查中，10至19岁年龄组的性别比是1.07，但在2010年普查中的同一批人，也即19至20岁年龄组的性别比却是1.01。男孩比上次少了337.7万，女孩却多了337.6万。对此没有见到可信的解释。由于缺乏非常可靠的数据，我们无法合理判断性别失调的程度以及它对婚姻挤压的影响。

     但即便按最坏的情形来估计，男女比例失调对婚姻的挤压也许并不像媒体表述的那么突兀。首先，男女比例失调对社会婚姻形态的影响是一个渐进过程，而婚姻形态本身也存在弹性，社会也许会逐渐调整和适应。其次，其他因素对婚配的影响甚至更大。比如，按民政部《2012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当年有310余万对夫妻办理了离婚手续。即便出生性别比是118:100，按中国过去的死亡率分布，到婚育年龄的性别比将下降到115:100左右。那么在一个2000万人的年龄层，多出的男性大约为140 〔2000×15/(115+100)〕万，不到一年离婚夫妻数目的一半。

      当然，这不是说由此造成的婚恋危机不痛苦，而是说这种痛苦是慢性的，不像数字给人的感觉那样突兀。另外，随着女性教育和就业水平提高以及婚姻观念的滞后，未来婚姻挤压会是双向的，找不到成婚对象的不仅有大量处于社会较低阶层的男性，也有不少条件优越的城市白领女性。这两种现象并存会进一步压低成功婚配的比例，令中国的低生育率雪上加霜。

       （二）家庭失独

      中国的生育限制政策产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独生子女群体。这一现象对中国人的生活观念、家庭关系、社会形态和民族心理造成的长远后果难以估量。独生子女在年少时独享父母的宠爱，却没有与兄弟姐妹相互交流、分享、竞争和关爱的经历。兄弟姐妹间的手足亲情本是天伦之乐的重要一环，但一胎化政策却让这种欢乐远离了无数城市家庭。电视剧《家有儿女》倍受欢迎，剧中一家三个孩子让观众感受到正常生育状态下普通家庭的幸福和烦恼。然而，在一胎化的政策背景下，该剧只好编成是两个离异家庭的重新组合，再让一个孩子在国外出生。这种安排，何其悲惨？

     虽然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比例的孩子会夭折，但在二孩或多胎家庭里，所有孩子都夭折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家庭幸福是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唯一的孩子夭折对整个家庭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只要还有存活的孩子，父母就有希望和责任继续生活下去。根据中国的生命表和生育年龄分布，母亲在40至65岁之间孩子夭亡的概率是1/100左右。一般可假设不同孩子夭亡的风险独立，这样二胎家庭孩子都夭亡的概率就只有万分之一。

      生育限制政策造成的失独家庭已达百万，数量会快速上升。这些家庭很多是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而放弃生育更多孩子的。他们除了情感煎熬，还面临养老的现实窘迫。即使全面放开生育，由于一胎化已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常态，未来依然会出现大量的失独家庭。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政策限制不再成为失独的直接因素，政府依然有义务充分告知普通家庭的失独风险，并通过鼓励生育等措施切实降低这种风险。

         （三）成长困境

       每个女性生育至少两个孩子是维持民族正常繁衍的前提。但在长期一胎化之下，只生一个孩子在城市里被当成正常状态，而农村在向城市看齐。

      父母只有一个孩子时，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希望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因此会不惜代价为孩子付出，既推高预期的养育成本，又给孩子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可能让孩子失去童真，并不利于孩子保持学习和工作的后劲。少子化还会降低养育的规模效应，这既体现在经济成本上，也体现在养育经验的运用上。年轻夫妻在养育第一个孩子时，因为缺乏经验，多少有些诚惶诚恐；养育第二个孩子则可用到之前的经验；到第三个孩子则轻车熟路了。而且，只有一个孩子的父母会紧张、焦虑，常常需要充当孩子的玩伴；多个孩子会在一起玩耍、交流，父母反而不用那么操心。现在中国城市中小学上下学时，父母接送成为常态。早年每个家庭有几个孩子可以一起上学，父母接送的情况并不普遍。

      家族亲情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但对生育限制政策产生的大量独生子女来说，第一代没有兄弟姐妹，第二代没有叔伯婶姨，第三代则没有了任何通常观念中的亲戚了，整个家族亲情的纽带将被完全割断。这种人伦的缺陷对整个社会和民族心理会造成何种影响无法估量。

     家庭的风险不仅体现于生命的无常，也体现在婚姻、事业、财力和健康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上。面对这类难关，兄弟姐妹可以相互提携、共同分担，但独生子女则只能独自承担、艰难应对。这种现实反过来又会降低家庭对风险的容忍度。如果孩子较多，家庭会更愿意让孩子们尝试不同的人生道路，但只有一个孩子时，稳妥的考量会更加重要。独生子女比例越高，社会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就越低，这对经济发展、国防事业都极其不利。

         （四）养老危机

        随着子女们离家求学、就业和成婚，越来越多的空巢家庭在中国出现。2000～2010年城镇空巢老人比例由42%上升到54%，农村由37.9%升到45.6%；65岁以上独居、空巢老人数量，将由目前5000万增到2050年的近2亿。空巢家庭将越来越普遍，中国传统的子孙满堂的大家庭形式全面瓦解。

      少子化特别是一胎化是造成空巢家庭日益普遍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便经济上能够独立，空巢家庭在日常生活和精神寄托方面也面临困难。此外，劳动人口的流动、户籍的限制更增加了子女和空巢家庭分居异地的现象；这些异地空巢家庭困难更大。在重视家庭的中国文化中，天伦之乐是家庭美满的核心要素，但对很多空巢老人来说，这种欢乐成为人生的奢侈。

      2025-08-04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8条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这条被称为“常回家看看”的条款体现了中国敬老、养老的传统，但同时也反映了空巢化日益严峻的无奈现实。

      独生子女从小生活在众人的关爱之中，长大以后却要承受更多的家庭和社会责任，这种人生道路上先甜后苦的反差，对他们整体的幸福感甚至心理健康都可能造成消极影响。对大部分独生子女来说，真正的危机会在步入中年后出现。届时，父母年事已高，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即便社会建立了完善的养老护理机制，情感和心理的压力也可能让步入中年的独生子女不堪重负。一对夫妻赡养四个老人这种悲哀的现象，将以空前的比例出现在中国家庭中。在这种负担之下，他们还有多少活力来创造和发展? 还有多少精力来养育维持民族繁衍所需的第二或第三胎？

       有人可能会说，随着经济和医疗条件的改善，老年人的身体状况会更好一些。但若果真如此，社会的实际负担则不是减轻反而会加重。这是因为如果老年人身体状况普遍改善，他们通常也会活得更长，社会整体老龄化会更严重。如果社会大量出现一对70岁的独生子女夫妻照顾两家90多岁的父母的现象，那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令人乐观的局面。

      空巢家庭的终极困难是老年安全危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生理功能逐渐衰退、日益脆弱、行动不便，越来越需要监护。如果空巢夫妻中一人过世，另外一个将面临更艰难的处境。目前，各地已经逐渐出现独居老人病逝家中，很久以后才被发现的报道。这种状况在未来数十年将不断加剧，中国无数家庭将滑向凄凉的境地。

推荐两本书：

《中国人可以多生！》作者：梁建章、李建新、黄文政

《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作者：何亚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