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黄文政

上篇文章讨论了抚养压力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作为人口与经济系列的第二篇文章，将从下面四个方面来讨论低生育率对养育和养老的影响。

（1）低生育率恶化财政状况

低生育率对财政的影响可以从政府对人的投入和支出来分析。政府对养育的投入主要表现为教育。在世界各地，教育投入只占税收一小部分，一般远小于用于抚养老人的开支。在美国，税收占GDP的26%，教育开支只有5%，而养老开支则约12%。由于美国生育率长期处于更替水平，年龄结构基本稳定，所以上述比例大致反映出个人从出生到老去的过程中对政府收入和开支的影响。

通俗来看，GDP可理解为社会整体创造或享用的财富。如果以个人一生所创造的或享用的财富为一个单位，上述数据表明，增加一个小孩，政府需要投入5%来教育他，但可获得26%的税收，最终用12%来赡养他，而剩下的9%加上财政赤字，则可投入国防、科研、基础设施及归还以前的赤字。赤字本质上是个人借给政府使用的开支，是个人工作创造的财富，与税收的区别在于政府将来对赤字是要偿还的，而支撑偿还能力的则是未来纳税的工作者。

总体而言，政府或社会从个人获得的收入要大于开支。这个结论不奇怪，因为对社会来说，人不仅是负担，更是贡献者。人在工作以前是负担，但工作后却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进入老年后又成为负担，但总的来说，人对社会的贡献要大于带来的负担，这也是世界人口越来越多，但人类整体却越来越进步的根本原因。

一对没有小孩的夫妻，尽管早年给政府省了5%的教育投入，但等到老迈之后，却需要政府付出12%的养老费用，也没有新一代贡献税收去分担政府开支。相比之下，生育多个小孩的家庭，虽然早年需要政府投入一定的教育资源，但以后会贡献远大得多的税收，给政府用于抚养其他家庭的老人并提升社会整体的进步。

中国的情形与美国类似，税收占GDP比例将近20%，而教育投入是GDP的4%。因为中国的生育率长期大幅低于更替水平，将来工作者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大幅下降，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大幅上升，未来用于抚养老人的支出将可能高于GDP的10%，这将严重挤压国防、科研、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因此，限制生育看似节省了当前的抚养费用，但却极大地消减了推动社会未来进步的力量，是一种杀鸡取卵似的短视行为。

（2）低生育率将导致养老金危机

低生育率带来的老龄化危机最直接的体现是养老金体系入不敷出。养老金体系的本质是以工作者交纳的养老保费来支付老年人福利。随着老龄化加深，一方面老年人增多推高养老金支出，另一方面工作者减少降低养老金收入，出路只有延迟退休年龄，减少老人福利或者提高工作者的保费。延迟退休年龄的提议在中国遭遇普遍反对，但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需要延迟退休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低生育率。更严重的是，中国目前60岁以上老人比例只有15%，未来几十年会一路上升到40%左右。如果现在就感受到老龄化的不可承受之重，未来怎么办？

家庭生育孩子，对政府和社会来说是收益大于开支，但对家庭来说在经济意义上则是“亏本的”。传统家庭养老中，父母既是养育孩子的付出者，也是将来享受孩子赡养的受益者，养儿防老是养育孩子的内在经济动因。在社会养老下，父母仅是养育孩子的付出者，但孩子将来支撑的却是整个养老体系，受益者是全社会。因此对“多生”者征收社会抚养费既违背经济规律，也违反道义原则，因为“超生”的父母以自己的付出给社会贡献了更多的养老体系的支撑者，但却因此受到惩罚。

在中国生育水平如此之低而且即使完全放开也没有可能维持在更替水平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奖励而不是处罚多生孩子的家庭。真正合理的社会抚养费应是政府对多子家庭的补助，而不是罚款。从根本上来说，多出生的孩子未来所贡献的税收，将远大于其所占用的教育资源，并且会被用来抚养整个社会的老人。如果担心这种奖励会让父母只注重生育数量而忽视质量，那么也可以把社会抚养费的奖励与小孩未来的贡献挂钩，例如可把小孩纳税的一部分转移给自己父母养老，这样抚养出众多高收入孩子的父母，就会获得较高的养老收入。低生育率长期持续下去，整个养老体系面临崩溃。要缓解低生育率问题，需要经济奖励政策来抵消养老社会化对生育意愿的副作用。

（3）各种养老方式的本质都是年轻人赡养老人

也许有人会说，很多老人可以靠自己的积蓄，如房屋和投资，而不是政府来养老，所以不会造成社会负担。这个观点从宏观来看是完全错误的。不管家庭养老，社会养老，以房养老，还是投资养老，都是用工作人口创造的物品和服务来支撑老年人的生活。老年人口比例越高，社会整体养老压力越大。与很多人的理解相反，老年人手中占有的名义财富越多，年轻人整体压力反而越大。这是因为养老积蓄在支付时，老年人兑现能力越大，工作人口在自己创造的价值中能留给自己享用的份额就越少，只是养老积蓄和支付方式的社会化在微观上模糊了这种关系。

除了房屋等使用年限很长的物品，老人当年创造的价值在一代人之内基本都消耗掉了。养老积蓄并非把当年创造的产品或服务储存下来供以后使用，而是把其投入于生产能力的提升，在兑现时按相应价值来购买后面工作人口提供的物品和服务。因此，养老积蓄作为名义财富在兑现时的价值取决于其投入的未来生产能力所能创造的价值。人口衰减，未来经济规模会相对缩减，届时创造的价值总额萎缩越厉害，除非对外投资的部分，养老积蓄所代表的名义财富的虚幻性就越强。具体可能表现为投资普遍亏损和房地产市场崩盘。那么技术进步是否可缓解中国养老压力呢？

不妨以一个假想的例子来分析技术进步的作用。假设在当前社会中，平均意义下，一个工作者一年平均创造5万元的价值，其中15%分给老人，60%分给自己，25%分给孩子。这里老人、自己、和孩子所得份额包含各种财政支出，如公共建设、社会服务、行政、国防等的价值分摊，所以可以假设平均意义上创造的价值与享用的价值相等。考虑未来两种情形，一是年龄结构稳定的社会，相应的分配比例不变，依然是老人15%、工作者60%、孩子25%。二是严重老龄化社会，相应的分配比例是老人45%、工作者40%、孩子15%。老龄化社会与稳定社会相比，老人所得比例大幅增加，孩子所得比例下降。

技术进步让单位时间的工作投入产生更大的价值。假设30年后的稳定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是现在的5倍。按可比价格计算，一个工作者一年平均创造的价值将从现在的5万元增加到25万元。那么工作者分得的价值将从3（0.6*5）万元增加到15（0.6*25）万元，即劳动效率是现在的5倍，享用的价值也是现在的5倍。由于老龄化和人口衰减会降低社会技术进步的动力和创新的活力，老龄化社会的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通常要慢一些，假设30年后的老龄化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是现在的4倍。按可比价格计算，一个工作者一年平均创造的价值将从现在的5万元增加到20万元。那么工作者分得的价值将从3（0.6*5）万元增加到8（0.4*20）万元，也就是说劳动效率是现在的5倍，享用的价值只是现在的2.67倍。

按上述假想数据，在同样的付出下，工作者的享用价值在老龄化社会中只有稳定社会中的53.4%。换言之，为了维持相同的生活水平，老龄化社会的工作者需要付出几乎双倍于稳定社会工作者的努力。即使假设老龄化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幅度与稳定社会一样，工作者的享用价值在老龄化社会中只有稳定社会中的66.7%。总之，尽管老龄化社会依然有技术进步的空间，这种进步即便可以提高工作人口的绝对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却不如年龄结构相对稳定的社会，何况老龄化本身也可能延缓技术进步的步伐。

而且，人们对压力和痛苦的感受主要来自于横向的相对比较而非纵向的绝对比较。纵向比较下，当前中国科技工业水平远胜于宋朝，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则比不上那个年代的辉煌。现在一个普通人在生活上,特别是通信、交通、娱乐方面都可媲美千年之前的帝王，但这种纵向进步并不会让社会整体感觉良好。总之，决定老龄化压力和人口衰减的痛苦更多来自于横向的比较，在宏观上体现在中国整体国力在世界地位的衰微，在微观上体现在工作人口在其创造的财富中享用的比例走低，比之年龄结构稳定的社会，工作人口的相对压力更大。这还不包括老龄化给家庭亲情和社会伦理带来的挑战。

（4）对外投资养老的困境

对外投资可避免本国经济相对萎缩造成延迟消费的名义财富虚幻化，是支撑养老的方式之一。这本质上是让其他国家的年轻人给本国老人养老。中国在2014年亚太峰会表现出大规模投资海外基础设施的意愿和企图，可以说是中国人口颓势下的不得已选择。这种方式缓解养老压力的前提是，接受投资的国家能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投资回报，并且总体上能形成足够的规模来支撑中国的养老。但是，在未来数十年内，尽管有严重老龄化和人口开始萎缩的不利影响，由于城市化和技术进步以及过去庞大的人口规模的底子和相应的聚集效应，中国的经济增长依然可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扣除交易和风险成本之后，大规模对外投资的收益未必会显著高于国内投资。

更重要的是，中国体量太大，没有谁撑得起给衰老的中国养老的责任。在2013年，中国的GDP占世界比例按名义汇率是12.2%，按购买力平价是15.8%。在达到顶峰的时，中国的GDP占世界的比例也许可以达到30%以上；其后将随着人口极度老化和急剧衰减以及经济萎靡，这一比例也将大幅萎缩。在可预见的将来，世界将难以出现像过去30多年的中国这样体量巨大、一体化的、聪明勤劳、追求世俗成功、擅长经济发展而又那样年轻又充满活力的经济体。西方和俄罗斯本身都受老龄化困扰，甚至需要靠其他国家来养老，印度、东南亚、中南美洲、中东和南部非洲除了人口优势外，其他方面则差强人意。虽然这些地区的经济会继续增长，但像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的那种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现象难以再现。

此外，中国要从对外投资获得高额回报，一方面投资接受地除了要有较高的经济增长外，还需要成熟而开放的资本市场，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机构需要强大的竞争力才可能从中受益。在中国人口极度老化和急剧衰减的前几十年中，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在现有发达国家之外，其他国家经济规模有限，缺乏金融业健康发展的环境，难以形成庞大而高效的资本市场。中国货币至今还未真正国际化，资本市场仍未开放，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金融机构在语言、文化、历史经验上都没有优势。

 虽然在自由、开放、和平的理想状态下，资本的流动是互惠的。但在可预见的将来，各国既合作又竞争的现实不会显著改观。而且，追求短期利益的资本，未必会充分顾及国家的政治，军事，产业上的战略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大规模对外投资养老很可能会壮大他国，弱化本国。靠对外投资来养老实质上是由于本国未来需求萎靡，只好将自己积累的财富投给更有前景的国家，促进他们发展，等到自己国民老去后，再从他国兴旺中分出部分价值来供自己养老。其后果是，大量资本投入海外建设更先进的工厂和办公室，更现代化的机场、公路、铁路，而本国的建设则因为需求额和财力不足相对停滞，基础设施不断老化甚至废弃。总而言之，低生育率的后果是本国的相对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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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两本书：《中国人可以多生！》、《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